明史录的奸臣传中排第一的是谁

《明史》将胡惟庸定为明朝一号奸臣，称“当太祖开国之初，胡惟庸凶狡自肆，竟坐叛逆诛死”。胡惟庸有真才实干，否则朱元璋绝不会把这个案前小卒一步步提拔为大明首相。

胡惟庸最初拜相时，明太祖对他是很满意的。徐达虽挂了一个右丞相，但长期征战在外，在朝也不理事。李善长独掌中书省，不时向朱元璋要权。屁股还没坐热，朱元璋把“比之萧何，褒称甚至”的李善长罢相。

这是强势帝权和争抢相权之间冲突日益加剧的必然结果。李善长的那些旧属们，都尽力帮他，他本人又是个办事干练、颇多智术的人，任事之后，一切都显得头头是道，很快就把汪广洋比得越发黯然无光了。

胡惟庸确是一个大人才，而非一个狗奴才。在首相的位置上坐稳了的胡惟庸，大有架空朱元璋之势，让朱元璋感到自己的政治威权受了真正的威胁。这时，胡惟庸不论罪大罪小，都在朱元璋那里是死得不冤的。

胡惟庸是冤死的，但死的不冤。胡惟庸是历史上最后一任中书省丞相，本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朱元璋给诛杀了。不仅胡惟庸被杀，株连同党多达三万余人，可谓是声势浩大。

胡惟庸的死，源于一场误会。一日，胡惟庸兴冲冲的跑到宫里，对朱元璋说，皇上，我家泉水在喷涌，十分好看，你快去看看吧，这可是祥瑞之兆，可遇不可求啊。朱元璋一听很高兴，于是和他一块去了。

走到半路，朱元璋忽然被一个人骑着马冲撞。此人乃是一个宦官，当即就被侍卫扑倒，此宦官被扑倒的时候说了一些胡话，大概是别去胡惟庸家，有埋伏之类的，说完指着胡惟庸的家。朱元璋从马上向胡惟庸家里望去，发现有许多士兵，身穿坚甲，朱元璋一看情况不妙，调头离去。

回去之后，朱元璋就判了胡惟庸全家死刑，同党皆被株连。但是，这场误会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朱元璋又是如何看到胡惟庸家的。胡惟庸要想造反何必把士兵明目张胆的放在院子里列队。答案很明确，有人想让他死，这只是为了给他一个理由罢了。

胡惟庸当宰相期间，十分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作恶多端，可以说，他的死大快人心。所以，胡惟庸是冤死的，但死的并不冤枉。

居三年，惟庸暗差私往日本取回，就借日本国王兵，假作进贡来朝，意在作乱。林贤案被排在“胡党案”的第九系列，被纳入朱元璋亲自牵头编写的的“反面教材”《大诰三编》 中。

既然胡惟庸人已死，为什么还要追加此罪?勾结日本人谋反，胡惟庸这罪靠谱吗?纵观五百年来历史评价，就这项罪名，史学家提出异议最多。

最重要的，是彼日本非此日本。五百年的日本，虽然已不甘做中国的藩属国，但却不敢像蒙古帝国那样染整中国。所谓征服中原充其量只停留于念头。大明开国，外患频频，一言以蔽之，北元南倭。

虽然倭寇之扰已经成为大明新患，但比起蒙古帝国的残支北元来，它的杀伤力还是有着明显差距。北元有时时威胁北京、掳掠皇室之势，而倭寇之患，只是袭扰游击战。可以说，彼时日本，仅处在游牧民族对中国“打劫”而非“征服”的初级阶段。

扩展资料：

胡惟庸案件分析：

明代史籍中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多有矛盾，因此关于其是否确实谋反，当时便有人怀疑，明代史学家郑晓、王世贞等皆持否定态度。也有学者指出：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，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，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。

晚明学者钱谦益说：“云奇之事，国史野史，一无可考。”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“凿空说鬼，有识者所不道”。胡惟庸如果要谋反，他在家里埋伏刀兵，不可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。

几百年以后，也就是到了现代，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《胡惟庸党案考》，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，最后证明，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。

胡惟庸案，对中国历史影响重大。从此，相权被彻底剥夺，中国政治制度进一步走向君主专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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