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是怎样的？

公元626年，即“玄武门之变”那一年，李渊主动传位给李世民，自己当了太上皇。李世民当上皇帝，即唐太宗，改元贞观，次年为贞观元年。从此，唐朝开始了兴旺发达的历史。

唐太宗虽然出身于大贵族家庭，但是他亲自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，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经过。他总结隋亡的原因是因为隋炀帝荒淫无度，违背君道。所以，他当了皇帝，总是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。这些教训，他都铭刻于心。他经常对他的儿子说：“一个皇帝，要是按正道办事，百姓就拥护他；如果他不行正道，百姓就推翻他，这实在可怕！”他又说：“百姓好比水，皇帝好比是船。水能载船，也能翻船。”

建国之初，唐太宗就兢兢业业、小心谨慎地治理国政。古时候，把统治者听取不同意见，判断是非，然后采纳正确的意见，叫做“纳谏”。唐太宗很注意纳谏。有一次，他问大臣魏征，君王怎样才能“明”，怎样才是“暗”？魏征回答说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”他非常赞成这个见解。

公元626年，唐太宗派人征兵。有个大臣建议：不满18岁的男子，只要身材高大，也可以征。唐太宗同意了。但是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。唐太宗催了几次，魏征还是扣住不发。派人把魏征叫来，训斥道：“那些个头高大的男子，自己说不到18岁，其实可能是故意隐瞒年龄，逃避征兵。我已发布诏书，你为什么扣住？”魏征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听说，把湖水弄干捉鱼，虽能得到鱼，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；把树林烧光捉野兽，也会捉到野兽，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。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、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，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？国家的租税杂役，又由谁来负担呢？”

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有道理，可还是不服气。魏征接着说：“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召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，现在不到18岁的男子也得应征，这能算讲信用吗？”唐太宗吃惊地问：“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？”魏征说：“陛下刚即位的时候，曾经下诏：拖欠官府东西的，一律免除，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，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？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，为什么征兵的时候怀疑百姓作假？无缘无故怀疑人，这能算讲信用吗？”魏征的一席话，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。于是，唐太宗又重新下了道诏书，免征不到18岁的男子。这以后，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征了。

贞观四年，唐太宗准备到洛阳巡游，于是下令修洛阳乾元殿。大臣张玄素上书反对，他说：“因巡游东部，先修宫室，这不是当前的急务。关中是全国的要地，应千方百计设法使其保持稳定。当年平定王世充时，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宫殿都拆毁了，取得了人民的拥护。现在还不到10年，又建豪华的宫殿，为什么以前的坏事，又去学它呢？”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建议，说：“这是我考虑的不周。既然如此，就停建吧！”

唐太宗还鼓励各级官吏有什么说什么，不要因为怕得罪皇帝而隐瞒真相。有一次，他询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：“自古以来撰修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房玄龄回答说：“一个正直的史官，他撰写的国史一定会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。君主看到里面记载着自己的过错，一定会发怒，所以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有什么写什么，怎么会得罪君主呢？我很想看看国史上怎样写的，把以前的错误，作为今后的鉴戒，有什么不好呢？”房玄龄把有关高祖、太宗的两部分历史材料整理好，送给唐太宗看。唐太宗看到6月4日下面记载的玄武门之变有关杀死李建成、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十分含糊，便把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，细致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况，并说诛杀李建成、李元吉一事不必隐讳，因为这是安定国家、有利于百姓的事情。他还说“史官写历史，应该去掉浮词，直书其事，这样才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”。

贞观中期以后，唐朝经济更加繁荣，政治也很安定，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。只有魏征不忘过去的艰苦，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，指出他在十个方面的缺点，希望他警惕，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。唐太宗不仅能纳谏，并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论朝政，提出改进意见。太宗登基不久，上朝的态度十分严肃，弄得大臣们战战兢兢，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。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，主动改变作风，自己有意识找大臣交谈，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，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。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，给予赏赐。

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，建立了一种制度，即允许谏官吏官参加政事堂会议。实行这种制度以后，谏官能及时了解朝政内幕，宰相不敢谎报政绩。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，谏官有权当面指责。同时，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，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，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监督。

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见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”在唐太宗的倡导下，大臣们都敢于直言，甚至连一个小地方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，栎(音lì)阳县丞刘仁轨是个小小的八品官，他反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，要求改在冬闲的时候进行。唐太宗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，还提升了他的官职，表示鼓励。

公元643年，魏征去世了，唐太宗十分悲痛，亲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。以后他时常怀念魏征，说：“魏征死了，我失去了一面镜子！”正因为唐太宗能纳谏，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，所以他在位期间，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，经济繁荣，社会秩序比较安定，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作“贞观之治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