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羡林：三舍三辞，有得有失，有始有终

1911年，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（现改临清市）官庄的一个农民家庭。

“是穷县中最穷的村里最穷的家。”

“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。”

第一次舍离是在他六岁时。

离开最慈爱的母亲，去济南投靠叔父。叔父无子，很重视对季羡林的教育。他在济南念了小学和中学，成绩非常优异。无人敢撄其锋。

报考大学时，清华和北大都录取了他。季羡林选择了清华，就读于西洋文学系（后改名外国语文系），专修德文。

季羡林在读书的道路上走得还算顺畅，然而离开母亲却是他一生的伤痛。季羡林说：“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，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。”

自六岁离家，到大学二年级时母亲去世，十几年间，季羡林只短暂地回家两次，在母亲身边待了几天又走了。听到母亲弃养的噩耗，季羡林如五雷轰顶。回家奔丧，却连母亲的遗容都没有见到。

从此，食不下咽，夜不能寐，以泪洗面。直到耄耋之年，还常常梦到母亲模糊的面容，哭着醒来，老泪纵横。

从清华毕业后，季羡林回到母校济南高中当了一名国文教员。后来季羡林了解到，自己之所以受聘，是校长为弄权而有意拉拢。

季羡林在济南高中无法学以致用，校长又居心叵测，令他如坐针毡。在这种一筹莫展的情况下，季羡林申请到赴德留学的机会。

第二次舍离摆在他的面前。

彼时叔父已年迈，幼子尚在襁褓之中，家中经济濒于破产，不过全家人还是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。

1935年，季羡林离开家乡，踏上了赴德的旅途。

“割慈忍爱，离邦去里，沥泣共诀，挤血相视。”是季羡林当时的心情写照。

季羡林留德十年，在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在这里找到了毕生的研究道路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。

学成归国后，季羡林经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，到北大任教。随后，他把家人从山东老家接了过来。虽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夫妻却无情分，父子也少言语。待到子女长大，季羡林选择独居，因而与儿子交恶。

十几年，形同陌路。

第三次舍离发生在季羡林刚回国时。

早在德国之时，季羡林就下定决心，毕生从事研究工作。他的一位授业恩师，后受邀到英国剑桥大学任教，并且给季羡林也引荐了去。季羡林的研究方向是佛典梵文，平时需要参考大量的史料典籍和学术专著，欧洲无疑是最理想的工作场所。

而彼时，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一片空白，所需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。在国内的话，研究工作无论如何是开展不下去的。他原本的打算是，先回国安顿好家人，再返回欧洲，继续探索自己的学术之路。

然而回国之后，季羡林看到国不成国，家不成家。一片狼藉，日趋破败。家人仅靠做些小生意糊口度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能拂袖而去吗？

一边是灾难中的祖国和亲人，一边是优良的学术环境。

走还是不走？That is a question.

最后，季羡林还是舍弃了国外理想的学术环境，留在国内，任教北大。刚开始时，犹如虎落平川，龙困沙滩，纵有万般武艺，却无法施展。

后来，季羡林整理了自己过去的学术创作，借助中国的浩瀚典籍，开始转而研究中印文化和比较文学史。这是他反复思考、来回掂量之后，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找到的一条新的出路。

季羡林三舍，舍离了慈母和幼子，舍弃了理想的工作环境。

人之一生，几多舍离，有些不容分说，不容选择，有些却忍痛割爱，心怀遗憾。不管是被动接受，还是主动选择，既已舍离，便与此生再无交集。

所以，一生之中，母亲频来入梦，却面容模糊。

所以，多年之后，亲子近在咫尺，却远在天涯。

还有那条没有走到最后的学术之路，能够绽放出怎样的花果，也只能想想而已了。

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” 有舍，当然也有得。

去母求学，奠定了一生经世治学的基础。

舍家留洋，找到了毕生学术研究的道路。

放弃欧洲的工作机会，在国内荒芜的环境中，重新开辟出一片学术研究的天地。

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”既已舍离，莫再执着。

人一生的得失总量，大致是平等的。于舍中得，于失中获。

循环往复，如此而已。

季羡林在晚年辞去三项桂冠。

一是辞“国学大师”。

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，都集中在佛教梵语，后转为中印文化和比较文学，也曾在其他领域开疆拓土，例如吐火罗文的研究，散文创作，翻译等，他常常戏称自己为“杂家”，至于国学，经史子集，虽有涉猎，却没下大功夫钻研过，遑论“大师”！

二是辞“学界泰斗”。

季羡林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，自认天赋平平，全靠后天努力。对于博士学位，他曾说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，都是不平凡的天才，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。我扪心自问，并不是这种人。一生做教书匠，爬格子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“泰斗”从何讲起？

三是辞“国宝”。

季羡林幽默地说，憨态可掬的大熊猫，称之为“国宝”，它是当之无愧的。忽而有人称自己为“国宝”，实在令人惊愕不已。

“三顶桂冠一摘，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身上的泡沫洗掉了，露出了真面目，皆大欢喜。”

季羡林三辞，不是一种姿态，而是一种磊落。

“桂冠去掉，里面还不是一堆朽木，还是有颇为坚实的东西。”

对于自己取得的成就，季羡林不辞让，不谦虚。

对于自己头上的高帽子，季羡林也不多看一眼。

季羡林日记出版的时候，出版社曾建议删减其中的内容。有些是对某文化大师的出言不逊，有些是对自身欲望的直白坦露。日记出版之后，确实招来一些非议。

季羡林却不以为意，甚至为了存真，还出了影印本。他说，他是赤条条走向舞台， “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。”

这种坦荡的胸襟，源于对自身的笃定，以及舍弃了虚名浮利之后，不惧岁月凝视的真实。

季羡林年轻时读过胡适之先生的一首诗：

“略有几根白发，心情微近中年。

既成过河卒子，只有奋勇向前。”

他当时想， 不管是不是过河卒子，都必须奋勇向前。

从二战时期的炮火轰炸，到十年浩劫的身心折磨，季羡林一直奋勇向前，努力活着，努力钻研，将一生都奉献给学术事业。

晚年，季羡林还每天走七八里路，到图书馆查阅资料，笔耕不辍十几年，写作《糖史》。这是季羡林一生付诸心血最多、篇幅最为宏大的学术著作。在糖这种看似寻常的日用品当中，竟然蕴含了一段恢弘悠久的文化交流史。

一个人一生能做的事情有限，能做成的少之又少。多数人年轻时壮志酬筹，中年后渐生退意，人到暮年早已不辩初心。

而季羡林一生，三舍三辞，有得有失，有始有终。

人生，说来话长，简言之，“舍得”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