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溪名人有哪些？
东汉隐士严子陵
严子陵是慈溪现境最早载入史册的人物。他原姓庄，后人因避明帝讳改姓严。名遵，字子陵。今横河镇陈山（原属余姚）人。年轻时就很有名望，后来游学长安时，结识了刘秀和侯霸等人。
公元8年，王莽称帝，法令苛细，徭役繁重，吏治腐败，民怨沸腾。王莽为笼络人心，曾广招天下才士。侯霸趁机出来做官颖了，刘秀却参加了绿林起义军，决心推翻王莽政权。严子陵当时也多次接到王莽的邀聘，但他均不为所动，最后索性隐名换姓，避居僻乡，彻底摆脱了王莽的羁绊。
公元25年，刘秀终于击败王莽，在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，当上了皇帝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光武帝。他登基后，思贤若渴，到处寻找严子陵。几年后，得知严子陵披着羊皮隐居在齐国某个地方钓鱼，便立即派人带了聘礼，备了车子去请，一连请了三次，并亲自致书云：“古大有为之君，必有不召之臣，朕何敢臣子陵哉。惟此鸿业若涉春冰，辟之疮疮须杖而行。若绮里不少高皇，奈何子陵少朕也。箕山颍水之风，非朕所敢望。”严子陵实在推诿不过去了，才终于来到了洛阳。
这时，侯霸已经当上了刘秀的丞相。原来他在王莽失势时，便及时转舵，向起义军靠拢，以后凭着有一定能力，一步步爬了上来。他深知刘秀十分器重严子陵，所以一听到严子陵来了，不敢怠慢，马上派人携书问候。严子陵却对侯霸那种追名逐利、一味投机的行为十分鄙视，看了侯霸的信后，也不愿回信，只让来人带了两句话去，说是“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领绝”。侯霸认为这是挖他的疮疤，心中十分不满，从此便想方设法要把严子陵撵出洛阳去。严子陵则因为看到侯霸这样的人居然当了丞相，也就不愿再在洛阳呆下去，每天只在宾馆里睡大觉，等待回家。甚至当光武帝刘秀亲自来看望他，他也闭着眼睛，不理不睬。刘秀知道这位老友性情高洁、孤介，便抚着他说：“子陵呀子陵，你到底为啥不肯出来辅助我治理国家呢？”严子陵突然睁开眼来，盯着刘秀说：“唐、尧得天下，是因为德行远闻，才使隐者洗耳。你何必苦苦逼我呢！”刘秀见一时说服不了他，只得叹息着登车回宫去了。
过几天，刘秀又将严子陵请到宫中，与他谈论旧事，谈得十分投机。晚上，还与严子陵同榻而卧。严子陵在睡梦中把脚搁到他的肚皮上，他也毫不介意。不料此事被侯霸知道了，他便在第二天叫太史官上奏，说是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，想以此引起光武帝对严子陵的猜忌。刘秀听了却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是我和子陵同睡啊，没事！”然而严子陵却料定其中必有缘故，他从这件事中，看到了小人的倾轧，官场的险恶，便执意不肯再在洛阳留下去了。当刘秀还想要他做谏议大夫时，他终于不辞而行，悄然离去，隐居于富春山下。那里有个“严陵濑”，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。
建武十七年（公元41年），光武帝刘秀曾再一次征召严子陵，严子陵也再一次地拒绝了，并索性回到故里陈山隐居起来，没过几年，便老死在这里，享年80。
严子陵的人品确是难能可贵的，然而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。直到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，在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，并写了一篇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赞扬他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，严子陵才以“高风亮节”闻于天下。南宋嘉定年间，陈山严子陵墓旁也建起了高风阁，后来还办了个高节书院，今均早已湮没，只剩下一块墓碑，还保存在峙山公园里。
初唐书家虞世南
鸣鹤虞氏世家，自三国至唐代，贵盛500余年。著名书法家虞世南，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虞世南生于南朝陈永定二年（558），父虞荔，兄虞世基，叔父虞寄，均名重一时。虞寄无子，世南过继于他，故字伯施。
虞世南沉静寡欲，笃志勤学，少时曾受学于吴郡文学家顾野王，在长达10余年的寒窗苦读中，精思不倦，废寝忘食。陈文帝知其博学多才，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。陈灭，与兄世基同入长安，俱有重名。隋大业中，授秘书郎，迁起居舍人。但炀帝嫌其刚直，10年不予徙升。而虞世基因善于媚言取宠，被炀帝视为心腹，结果与炀帝同被宇文化及杀死。武德四年（621），秦王李世民任命虞世南为秦府参军，后迁太子中舍人。李世民即位后，任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，继转秘书监。
虞世南年轻时曾向绍兴智永法师学习书法。智永是晋代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，藏有王羲之传世真迹，虞世南因此尽得王书真髓，成为一代大家。他晚年自撰自书的《孔子庙堂碑》被称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瑰宝，以致黄庭坚有“千两黄金哪购得”之叹。据传，唐太宗向虞世南学习书法时，感到“戈”法最难摆布，有一次写到“戬”字，便将右边空着，请虞世南补上，然后叫魏征品评。魏征说：“皇上所写的字，惟有‘戈’旁与世南最为逼似！”太宗听后，叹服不已。
虞世南虽然外形文弱，但志性刚烈。他议论持正，敢于进谏，曾借陇右山崩等自然灾害，劝谏太宗整顿刑狱，救济灾民；又借星象变异，劝告太宗戒骄戒躁，慎终如故；太宗准备厚葬高祖时，他援引前代典法，主张薄葬；太宗晚年喜好田猎，他又劝谏“时息猎车”，以免扰民。唐太宗为此赞叹道：“群臣皆若世南，天下何忧不理！”并称世南有德行、忠直、博学、文辞、书翰五绝，是“当代名臣，人伦准的。”
李世民初即位时，虞已年近七十。当时他就请求告老，未获允准。直到贞观十二年（638）才同意他退下来，当年五月他就病死了，终年81岁。太宗为他的死“哭之甚恸”，让他陪葬昭陵，赠他礼部尚书，赐他谥号文懿，还把他的像画在凌烟阁上，虞世南真可说是“备受哀荣”的了。
现在鸣鹤镇解家村有定水寺遗址，相传早先本是虞世南的故居，那里东临里杜湖，西北两面紧靠着青龙、白虎两山，翠竹清泉，景物幽深，是个令人流连的地方。有人建议在此设立一个慈溪市书法艺术中心，既以纪念虞世南，亦以繁荣当代书法艺术，这不失是一个很好的主意.
南宋名儒黄东发
南宋末年，有一位著名的学者黄震。黄震字东发，人称於越先生，是我们慈溪人，现在的掌起镇黄家村有座古卧床桥，相传就是黄震幼年读书之处。
黄震生于南宋嘉定六年（1213），直至43岁才进士及第。他一生为官清廉，不畏权贵，正气浩然。虽屡遭挫折，均坚贞不屈。例如咸淳三年（1267），他因在担任地方官时很有政声，被擢升史馆检阅，参与宁宗、理宗两朝《国史》、《实录》的修纂，翌年七月轮对时，就因为直言不讳指出当时大弊为民穷、兵弱、财匮及士大夫无耻，还不顾宫中正在建内道场，建议停卖僧人及道士度牒，以致触怒了度宗皇帝，被贬官三级，并下放到广德军做了一个通判。
他到广德军后，办事仍旧十分认真。那里有座祠山庙，每年有数十万人来此祷神，滥杀耕牛作为祭品，并时常发生争斗，影响农业生产与村族之间的团结。在祭祀活动中，还有自戴桎梏，自行拷掠以求神灵保佑的陋俗。黄震见此情景，责令其中一个坦白自己的罪状。那人说：“我没犯罪。”黄震厉声斥道：“你肯定有许多罪孽，因为不敢对别人说，想以此来求得神灵的宽恕！”即下令当众罚打，直到对方大喊“饶命”方才罢休。自此一来，淫祀恶俗顿时消除。不久，黄震因指责郡守贾蕃世的不法行为，被贾告到他的叔叔、当时权相贾似道那里，结果得了个“挠政”的罪名而被免了职。
咸淳七年（1271），黄震任抚州知州。当时抚州正值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一片凄凉。米商富家却乘机囤积粮食，抬高粮价，大发其财。黄震单车疾驰，先不入州署，就在驿舍里处理起公务来，四处张贴“闭粜者籍，强籴者斩”的告示，当即把米价压了下来。接着，又亲自煮粥赈济灾民，并奖励有功于赈济的人员，很快稳定了局面。在抚州，黄震还办了二件大事：一是有一批因结关拒捕而入狱已28年的囚犯，活着的已仅半数，因此事关系到尚书省，一直无人敢作主结案。黄震经过调查，指出结关并非作乱，况且已经过多次大赦，就果敢地将他们全部释放了。二是抚州原设有“慈幼局”，当初是为收养弃婴而设的，久而久之，名存实亡。黄震提出与其弃后收养，不如保于末弃。于是改进旧法，凡将分娩而实在贫穷的家庭，可以申请官养；被遗弃的婴儿，允许他人收养，官方给予补助。这样一来，救活了许多婴儿。
德?元年（1275）三月，黄震从江西提点刑狱，调任浙东提举。当时，鸣鹤、石堰一带盐民因不堪官吏盘剥而举行大规模暴动，遭到镇压后大批逃亡。黄震受命处置，他深入盐场，反复调查，知道完全是官逼民反。便一方面如实向朝廷反映情况，一方面着手多方招集逃难的盐民，并如数发还官府历年所欠的晒盐本钱61.3万余贯，由此而把一场“千里震惊”的风波平息了下来。
《宋史.黄震传》称其“决滞狱，清民讼，赫然如神明”；“居官恒未明视事，事至立决。自奉俭薄，人有急难，则周之不少吝。”应该说这些记述和评论都是十分确凿、十分公允的。
南宋王朝覆灭后，黄震隐居于泽山，在今田央乡，榜其门曰：“泽山行馆”、其室为“归来之庐”，专心整理自己的著作。他的哲学思想虽以朱熹为宗，但并不墨守成规，而自有创见，并有系统论述，形成“东发学派”。他主张理是“四时行，百物生”的“自然之准则”；释“道”为日用之常行之理，斥道家高谈“人心”、“道心”之玄虚。其子黄梦干、黄儒雅（一作叔雅）、黄儒英（一作叔英）及学侣陈著，均重经史考辨，将东发学派思想传播至闽浙一带。黄震的《东发日钞》（一作《黄氏日钞》）是一部满含睿语哲理的读书笔记，对古书辨伪致力至深，为东发学派的代表作。另著有《古今纪要》、《古今纪要逸编》、《戊辰修史传》、《读书一得》、《礼记集解》、《春秋集解》等多种。
元至元十八年（1281年）正月，69岁的黄震在故里去世（《宋元学案》称饿死在鄞县宝幢山），门人私谥文洁先生，并建湖山书院来纪念他。
卧床桥原为泥桥，后人已将它改为石桥，横跨在快船江上。东西桥栏分别有“古卧床桥”、“护龙桥”的题额。东西桥门分别镌有：“地接渭川是名贤故里，堤连上闸沔古浦青流”、“看烟景波光不殊往昔，想流风余韵直至于今”的对联，成为三山古迹之一。田央乡湖山村也还有湖山书院的遗址。特别是1975年在今鸣鹤镇西埠头村出土了黄震的墓志，那上面详细记述了黄震的生平事迹，可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，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，现由市文管会收藏着。
辛亥先烈马宗汉
马宗汉原名纯昌，字子畦，别号宗汉子。1884年3月30日生，今宗汉镇宗汉村人。其祖父和父亲均任侠好义，在当地颇有声望。马宗汉幼年受家庭熏陶，爱憎分明，见义勇为。15岁那年，马宗汉入达善学堂读书，随着知识面的开阔，对当时政府腐败、列强侮国痛心疾首，常引吭高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以抒发报国壮志。为推翻满清，他除坚持学习外，还每日锻炼身体，兼习英语，从小就展示了他不同寻常的抱负。
1902年，马宗汉考入浙江高等学堂，结识了不少热血青年。1904年，他勉强遵从祖父和父亲之命，考取秀才，但矢志革命的决心促使他对仕途一无兴趣。归来后在三山学堂任教二年，其间，他多次购买革命书刊，在学校和家乡散发。当时反清救国的革命风潮已逐渐形成，秋瑾、徐锡麟等人的革命行动使马宗汉夜不成寐。1905年9月，他听说徐锡麟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，就前去拜会，并由徐介绍参加了光复会。1906年1月，他又与徐锡麟、陈伯平一起东渡日本，学习军事，后因清政府驻日使馆的阻挠未成，于5月份回国。
回国以后，马宗汉本想与徐锡麟、陈伯平一起去德留学，适逢其祖父病故，无法成行。马宗汉身在故里，心向革命，他多次邀集朋友，借谈论时局作政治宣传。
1907年初，马宗汉得知徐锡麟已按计划捐得安徽道员，打入了清政府内部，极为振奋。曾连复两信，表示“准于阴历正月赴皖。”后因病延期至6月10日，才和陈伯平一起从上海溯江而上。两人到达安庆，徐锡麟已升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，并与秋瑾约定于7月8日皖、浙两地同时起义。马宗汉到皖，使徐锡麟如虎添翼，大家马上分头去做起义的准备工作。6月22日，马、陈奉徐之命，赴上海与秋瑾作最后磋商并采购武器。马宗汉和陈伯平于7月5日回到安庆，徐锡麟告知他俩，起义时间提前，就在明天。马宗汉知道其中的变故肯定突然，也没多问原由，只是将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又重新作了商量。
1907年7月6日上午8时许，安徽巡抚恩铭应徐锡麟之邀前来参加巡警毕业典礼，随行的有藩台冯熙和臬台毓贤等一批地方官员。待一批官员坐定、学生列队入场后，徐锡麟即向恩铭说：“回大帅，今天有革命党起事。”未待恩铭反应过来，徐即向恩铭连开数枪。这时，马宗汉和陈伯平也冲入会场，拔出手枪打了起来。然而，恩铭因10天之前就接到密报，说有革命党人造反，所以这几天特别的小心，在来巡警学堂前，都有周密部署，枪声一响，大批清兵便迅速关上了城门，一部分前来学堂围捕。徐、马、陈三人见势危急，便奔出学堂，在一小孩指引下，翻墙抄近路来到了军械库。徐锡麟要陈伯平守前门，马宗汉守后门，自己与三十几名学生去取库内枪炮，准备与清兵决一死战。怎奈这些枪炮都没有装子弹的机铁，所以不能使用。从中午12时一直坚持下午4时，陈伯平战死，学生也死伤多人，但清兵却因有重赏而继续猛攻，形势万分危急。马宗汉建议放火烧掉军械库，与清兵同归于尽。徐锡麟考虑到弹药军火会发生爆炸，殃及居民，于心不忍，所以没有同意。不多时，军械库门被攻破，徐锡麟当场被捕。这时，马宗汉已经从后门突围，在群众的掩护下躲在附近的一口枯井内。清兵搜捕甚急，马宗汉不忍连累无辜百姓，从井内跃出，亦被清兵抓去。马宗汉被捕以后，受尽酷刑，于1907年8月24日在狱中被杀，年仅24岁。
马宗汉牺牲后，蔡元培、陶成章等反清斗士都曾撰文以示悼念。民国以后，烈士的家乡柯东乡改名为宗汉乡，表达了人民对烈士的深切怀念。如今，烈士旧居已被列为文保单位，每逢节日，都有人前去凭吊，以缅怀烈士的功绩。
爱国侨商吴锦堂
吴锦堂是近代著名的爱国侨商。1855年11月14日生于今观城镇西房村。世代躬耕务农，家境贫寒。幼年进私塾两年，后在耕稼之余跟随做塾师的叔父读书，得以略通文字。1882年，到上海虹庙萃丰油烛店帮佣，并自学算术，兼习经营之方，深得店主赏识。三年以后，在友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，落脚长崎，经过四年的稳步发展，在日本激烈的商界竞争中站住了脚跟。最后选择了著名商港神户为其经商中心。同时，在上海也设立义生洋行和裕生洋行，生意越做越兴隆，短短几年内，积资数十万，在商务关系、经营经验和资本实力诸方面，均已游刃有余，遂开始兴办实业并从事金融活动。他在日本组织了东亚水泥株式会社、小野田会社、大阪针织会社等，成了神户、大阪有名巨商，关西财界的大人物。以致新闻媒介关于他的行踪的报导往往影响股票行情的涨落。
吴锦堂虽在日本经商，但心系梓桑。在日本神户，他为华侨兴办的慈善机构、商务机构、教育机构数量之多，规模之大，华侨受益之丰厚，在当地华侨史上是空前的。据陈德仁先生回忆，吴锦堂先生在神户兴办的各类社会事业达数10亿日元之巨。在家乡，他也同样关心。1909年5月，三北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，溪水暴涨，河水泛滥，无情的大水肆意横行，使数十万民众面临严重威胁。吴锦堂先生目睹此状，决心出资兴修水利。整个工程规模宏大，重建西界洋塘，加固杜白两湖大堤，增设两湖减水坝，疏浚4条通海大浦，增设10多处大小桥闸，完善排灌系统。
当年秋季整个工程的测绘工作刚结束，一场可怕的洪水暴发了。三天三夜的暴雨，使三北大地陷入一片汪洋。还未完全加固的杜白两湖减水坝受到严重威胁，万一大堤决口，塘外的几十个村庄、几万亩农田和所有水利设施均将毁于一旦。于是，吴锦堂出高额赏金组织抢险队，还亲自赤脚撑伞，不顾汹涌洪水，深入险要地段督工。他这一举动，不仅深深感动了在场的全体民工，连日本测绘师也发出惊叹：“世所罕见！”还特地为他拍了一帧照片，以作永久性纪念。
吴锦堂根据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，认为“日本富强，全靠教育”。1905年，他出资兴建锦堂学校。该校选址于锦堂先生的故居附近，主建筑为一幢二层的口字形洋房，朱窗红墙，白灰嵌缝，巍然屹立于旷野上，分外夺目。北面楼房与小山之间，开凿人工水池一口，东、西、南三面也新辟小河一条，在一大片土地上，高楼桑田交相映辉，操场小河流带左右，显得葱郁而妍丽。学校在1908年落成，1909年元月正式招生。为保证学校经常教育经费，吴锦堂又买田1200亩，并将汉冶萍公司和浙江铁路局的股票4万元一并献给学校，还规定学校的一切财产永远归学校所有，吴氏子孙后代谁也不得借故干预。
1909年四月初八日，学校举行成立大会，吴锦堂亲临大会讲话，到会代表一千多人。当时学生定额360人，其规模之大，可见一斑。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将吴锦堂、陈嘉庚、聂云台并称为我国的“办学三贤”。为创办学校，吴锦堂先后共出资20多万银元，是水利投资的总额的三倍。他还从社会实业需要着眼，注重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。1911年，锦堂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，开设农本科和蚕本科专业。还聘请了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教师，阵容整齐，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农科专业人才。
吴锦堂虽然是一个商人，但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。1905年8月，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，不久神户也出现了同盟会活动。吴锦堂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，多次将私邸借给同盟会办公，并出资帮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。1913年3月14日，吴锦堂以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长的身份在别庄热情欢迎孙中山，并与孙中山、宋嘉树（宋庆龄之父）等合影留念。张勋复辟后，吴锦堂首先在会上发表反对封建帝制的主张，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拥护。在辛亥革命期间，吴锦堂更先后向上海、宁波军政府捐银2.1万余两，银元5000圆。在军阀混战，国破家亡的时刻，吴锦堂又多次出巨资赈济难民，北至京津，南至闽广，甘霖所及，被广大群众称为“福星”和“生佛”。
1910年，吴锦堂派人在白洋湖畔选择了墓地，并由张謇题了碑，章太炎撰墓表。他为表达自己的重农爱国之心，自撰对联一副：“为爱湖山堪埋骨，不论风水只凭心。”1926年1月14日，吴锦堂因患急性肺炎，在日本神户养和山庄与世长逝，终年72岁。弥留之际，他一再嘱咐把遗体运回祖国，葬于家乡，还特别关照后辈子孙切莫忘了自己是炎黄子孙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做出有损于祖国的事情。1929年旧历四月初十，他的灵枢由儿子启藩等护送，经上海、宁波从水道辗转运至慈溪，在金仙寺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营葬仪式。这一天，出席追悼会的国内外各界代表多达数千人。慈北地区的广大群众也自动扶老携幼，前来凭吊致哀，多达数万。十里长堤，万头攒动。金仙寺内，挂着一幅幅挽联，灵堂前排放着无数的花圈。家乡人民敬献的挽联上写道：“抱济世热忱，推食解衣，不愧万家生佛；奋海外事业，含辛茹苦，允推当代人豪。”乡亲们为表达思念之情，在淹浦崇寿宫内立了一座铜像，吴锦堂以他慈祥的目光，注视着家乡的兴旺和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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